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民事权利。
在法官实践中，智慧首先指与法官审判有关的那种明智，如对审判理念的理解、对社会争纷的反思、对案件当事人行为的斟酌、对当值案件的判断和洞察以及对法治价值取向的决断。而逻辑推理则是一种素养和智慧，它不是单纯的知识。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司法审判的奥秘与精髓。所以智慧包含了知识和聪明，它是头脑的智能，是洞察人生和实践道德的才能，是丰盛生命美好人生所需要的，成功的人生是在于不断地把拥有的知识，有智慧地应用实际生活中。因为在法治主义者看来，宪法是什么应由法官说了算，[19]（P8）这样法官的才智和品德在整个国家的治理结构中显得尤其重要。法律知识的美德在法官司法权行使过程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尤其在崇尚法官独立和司法至上的法治国家。因此，我们强调法官除了掌握正义的司法理念之外，还要具备实践的智慧。
智慧是对所有人的共通的……那些想明智地言说的人必须谨慎所有共通的（智慧），一切城邦会遵守其法律，甚至更为坚定。他认为一切美德都离不开知识，知识是美德的基础，知识贯穿于一切美德之中。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必须对被忽视了的被告的具体特性予以谨慎地关注。
[45] 前引[15]，凯尔森书，第152页。司法过程中法律适用个别化的意义，国外学者作了很好的描述。作为一种应然规范，法律告诉人们的是，在什么情形下以什么标准行事。就此而言，实体法上的人可以尽其本性来进行法律上的活动，而程序法上的人则可能要戴上面具，扮演与其本性不同的角色。
格劳秀斯认为，当我们调整对于具有邪恶倾向的建议是抵御还是顺从时，应当考虑到个人的能力，包括判断力、处事能力、年龄、教育程度以及其他任何有关的情况，例如，危险就在眼前的想法会增加恐惧，而近期的、还未消减的痛苦会引起愤怒。相对来说，人只有在安静甚至孤立的空间中，才可能运用自己的心智，锻造自己的思想。
[11] [德]G.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7]每个人不能被作为手段对待，这是人的独特性的必然要求。四、个人独特性与法律普遍性的调适怎样来解决个人的独特性与法律的普遍性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呢?本文认为，在现代法律中，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来缓解人与法之间所存在的固有张力。二是为了确定法律责任，法律就不可能承认性格上的微小差异，相反，在法律上，每个人都被推定拥有避免伤害他的邻人的正常能力。
[49] [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但是，行为则是可以归类与比较的。因而，邻人会要求他自担风险，符合他们的标准，他们所建立的法院也将会将他个人的因素考虑进去。在判例法中，具体情境的最适用性容易通过冲突事实同既往判决事实的比较得到确定。
从立法的经验看，其普遍性的获取，主要通过如下四种立法技术来实现。除意志自由外还必须具有评价能力。
当然，饥饿、寒冷、疾病和贫穷本身是不幸的。对于弱者的保护，从宏观的层面上而言，是确定福利权这样一些社会保障权，为弱者的能力进行法律上的补足。
自由是人们为了寻求更美好的生活方式、更有利的生存条件所需的一种能力和资质。立法需要在对年龄、时间、分数、身体状况、精神健康程度等涉及人的行为的评价方面进行界定时，就只能选择一个大致如此的标准。一个具有价值性、目的性、社会性的行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行为。人的行为受思想意识的支配，其行为的方式与后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行为人选择、判断的结果。[36]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社会福利就不是国家的恩赐，而是人们的权利了。[32]也就是，对客观标准予以适度放弃，而通过主观方面的考虑来弥补法律所可能存在的不足。
正如学者在谈到法律责任时所指出的那样，责任原则不仅仅以能够自由判断为前提，而且以能够作正确判断为前提。在规范效力层次相同而内容相悖的情况下，对个体情境的最适用性则是规范适用的基本依据。
将人的独特性排除在外，人权就可能成为一种许多人并不需要的奢侈品。我们常将法律称为最低限度的道德，这意味着一个人的行为无论如何追求新奇、个性都不能动摇社会得以维系所需的底线，一个人无论有多少主观上的理由都不能用来对抗为社会一般人所公认的客观准则。
身份是开放的，也即每一个人只要愿意都可以拥有该种身份。[49]所谓个案的特点，说到底也就是某一特定案件中由于人的独特性所产生的例外情况，比如与常人不一般的理解能力，生活和工作中的特殊际遇，所面对的特殊的受害人或者所处的特殊的行为场地，等等。
身份的存在与某种特定的关系或活动相连，前者如家庭关系中的子女，后者如合同关系中的甲方乙方。【关键词】个人的独特性。第三，应然规范的性质使然。换个角度来说，一个行为在法律上是否具有意义，关键看其是否体现了行为人的自由意志。
有人可能担心，允许法官根据个案的当事人来实现法律适用上的个别化，会破坏法律规则的立法意旨，从而导致法官权力的滥用。德沃金指出：政府可能为了某人或公共的利益而监禁该人，但是，这样做的基础只能是该人的行为，而且，必须从他的自我判断的同一角度去判断他的行为，即从他的意图、动机和责任能力。
私域则是纯属个人的私生活领域，大致包括个人的日常活动范围和家庭生活领域两个方面。这时，法官所要做的，是询问一个有理智的正常人‘在此情况下是否会丧失(譬如因为激怒)自我控制。
自此之后，人的独特性被承认为一个本体论的事实，并作为建构学术理论和组织政治国家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在具体的法律运行中，人们通过扮演某一角色来促成法律的运转。
而要达到这一效果，就必须以这样一类普遍性作为支撑：一是它必须针对全体社会成员定规立制，而不是下达给某个特定人的命令。证诸理论与实践都可以发现，每一个人相对于他人而言，都是一种独特的存在。二是在决定刑罚阶段，刑罚个人化给予作出判决的法院在宣告被告人有罪后，思考刑罚原则的机会，即便法院并未适用刑罚。为解决这一问题，法律应当保障个人私域空间的合理存在，保障个性自由。
第二，这种规定同样也是综合社会经验及大部分人的实际情况所作出的。三、个人独特性与法律普遍性的可能冲突独特的个人应当适用独特的规则，如此才能真正体现法律与人性的契合。
第三，这种完全平等式的规定，对于法律的存在而言也是极为必要的。典型化的立法技术，就是以标准人的方式来确定人们行为的一般常态。
相对于要作出法律上的推断、推理而言，这种规定具有客观性和可操作性，从而避免了法律必须对每一个人的独特性作出鉴定的困境。美国学者米尔恩提出一种最低限度标准的人权观，最低限度标准在消极的方面，要求人不能被仅仅当作手段。
留言0